毛泽东和朱德的关系为什么一直那么好?他们的友谊从井冈山开始

浏览:296   发布时间: 08月31日

毛泽东和朱德在有些方面相像,但在其他方面不相像。两个人都是农村出身,都能和农民交谈而不让人觉得是故作姿态。但是,无论是在作风上还是在理论的把握上,朱德都不如毛泽东更像个知识分子。毛泽东有一丝朱德身上的泥土气息,但他不像朱德那样直率坦然。朱德是个卓越而纯粹的军人,毛泽东则使自己成为一个怀有超越一般军人愿景的军人。

朱德很快就尊崇毛泽东为思想家,他代表上海带来的指责刚到嘴边就消失了。而毛泽东则需要朱德惊人的军事才能。毛泽东总是更愿意自己处理重大战略问题而把具体的作战行动留给其他人;现在他可以这样做了,虽然朱德逐渐觉得毛泽东把宣传做得过分了,并试图“直接管理过多的事”。在中共命运的危险关头,两个人都从对方汲取力量。由于他们的汇合,从井冈山闪现出一道抵抗抽象“左倾主义”的火光。“朱毛”这一绰号诞生了。二十年后,数千万中国人以为这是某一个英雄人物的名字。

毛泽东现在有了一个同级的同事。毛泽东曾经在长沙赢得了忠心的追随者;他曾尊崇过高人:大学里的杨昌济、“五四”时期的陈独秀、国民党上海办公室的胡汉民。但是,毛泽东与同级的人一起工作能配合好吗?朱德是第一个考验。毛泽东使每一个单位都变成一个政治车间。不是按照上海要求的那样成立政治部,而是建立普通士兵的委员会,士兵们通过谈论政治互相提高觉悟。不是正在进行一场针对地主集团武装部队的战役吗?委员会就会声讨地主是如何给农民的生活造成苦难的。

毛泽东坚持主张,每个班要有党小组,每个连队要有党支部,每个营都要有党的委员会。这就把遥远而抽象的党,化解为日常可见的东西,把党带到营地的篝火会上、带到每个持枪的人手中。军官禁止打士兵。账目是公开的,每个人都可以检查。毛泽东在每次战斗之后都召集公开会议,谁都可以发言,可以对军官点名道姓地提出批评或表扬。有时军官会因为一次晚间讨论得出的意见而被降级。这样,作为教师和道德家的毛泽东创建了一种新的军事精神。

中国军队以前需要士兵的身体,从不需要士兵的心灵!虽然朱德有时对毛泽东的做法感到不舒服,但这是向民主心理学前进了一步。每个战士都开始觉得自己是共同事业的一部分。这使一些旧式军官仇恨毛泽东,他们愿意为未来叫做民主的目标奋斗,但他们不希望在当时当地看到军队内部的民主。毛泽东还为战士们在群众中活动制定了新的规矩。以前中国士兵的惯例,正如毛泽东在长沙当学生时了解到的那样,是把周围的社会当作可以满足他们任何需要的储藏库。掠夺和奸淫是其中一部分。

一周又一周过去了,井冈山不放心的村民们了解到,毛泽东推翻了千百年来的恶习。战士们帮助农民春播,给体弱者砍柴,返还向农民借的镰刀,从农民那里拿白菜要付钱,在年轻女孩附近过夜但不骚扰她们。似乎地覆天翻了。毛泽东在努力展示一支占领军(中国人民对此太熟悉了)跟一支与百姓有鱼水关系的军队之间的差别。毛泽东从没有像红军中许多人那样进过军事院校。他只有给长沙驻军的军官当过六个月传令兵的经历。毛泽东跟农民一样也不喜欢他见到过的那些军队的行为。

他不是士兵,直接当了将军。他论证说,一支军队必须永远有个目的,其生活方式应该与其目的相适应。毛泽东作为将军很有战斗力,这是因为他是个外行,他的视角并不是纯军事的。我们能说毛泽东是个民主主义者吗?在为夺取政权而开辟道路时,他听起来像是个民主主义者,相信最高权力属于人民。他不赞成没有结果的争论,也不认为多样性有什么好处;但他认为每个人都有某些优点,总的说,人基本都互相平等。他愿意倾听圈外人的观点:不适应环境的(如毛泽东在东山小学时),无权向他人提要求的(毛泽东1919—1920年在北京的处境),没有资质的(毛泽东差不多一直是这样)。这些年的毛泽东以组织者的智慧看到,只有在征询了普通战士们的意见后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

毛泽东需要朱德能够拿出全部力量给他,因为他处在两扇磨盘之间。上海的一些人认为他软弱无力,但是,井冈山上受到惊吓的乡绅们发现毛泽东一点都不温和,他们招来国民党军队征讨“赤匪”。

毛泽东在茅坪镇的关键会议上坚持两点。一点他叫做“集中兵力”。打仗有时要扇形展开发动进攻,但只有当你强大时才可以这样做。按毛泽东的判断,红军当时太弱了。第二点是工作作风,但又不只是工作作风问题。毛泽东把政治和作战看作是同一个硬币的两面。“每个人都既能打仗,又能做政治工作。” 毛泽东赞成武装的马克思主义运动——枪杆子和书本相结合,即是说,运动要在农村扎根,并以夺取城市作为革命的最后高潮。

中共的总部还在上海,这使得这个观点和党中央的观点之间的基本冲突更为突出。中共是个城市知识分子的系统,党根本不是一支军队。当初,毛泽东并没有设想过从长远来讲井冈山会扮演这样的角色。根据地不是在凯旋中而是在退却中开始建立的,是以此前的负面教训为基础进行的实验。但是,毛泽东逐渐认识到,即使国民党继续在南京统治着大部分中国,红色政权也能在山区存在。毛泽东总结说:“根据地对于红军就像人的屁股。” 一个人如果没有机会坐下来休息,很快就会因筋疲力尽而垮掉。1928年中国的红军,情况就是这样的。

茅坪路线仍然是个悬在空中的优秀的理论。毛泽东不可能将其充分付诸实践。他整个夏天都不得不跟党中央作斗争。上海和长沙坐在扶手椅里头脑发热的人使他十分不快,他像鲑鱼那样随着“高潮”跳出来。这一争议在7月到达危急关头。中共湖南的党组织来了两个代表,敦促他贯彻党中央老生常谈的目标,要使毛泽东驯服,让他继续搞起义。毛泽东匆忙寻找支持。他拼凑了一个会议,会上大家投票反对服从向南进军的命令。湖南代表拿出两张王牌:朱德准备接受他们的主张,并且许多来自湖南南部的战士热切希望回到靠近家乡的地区。部队无视毛泽东的反对而开始南进。结果是灾难性的。仗打败了,一些战士开小差了,红军原先占领的乡镇落入敌手。毛泽东急忙赶到南方,劝说朱德回井冈山并坚持茅坪战略。他说服了朱德,但是发现他不在的时候井冈山已大部陷落。

湖南南部并没有出现高潮。这是应该进行建设和教育的时期,而不应冒险进入军阀和国民党牢固的城市老巢。长沙的代表嘲笑说:“山里怎么可能有马克思主义?”

从马克思的观点看,的确是不可能有。但是中国的现实才是毛泽东毫不动摇的视角。在取得政权方面,莫斯科和上海也许有帮助,也许没帮助,但山区则是关键。到1928年10月,毛泽东和朱德已经夺回了他们原有的大部分山区。大概是这样的斗争打造了他们之间更紧密的关系。朱德对向南方进军的行动感到悔恨,而且对毛泽东的观点日益敬佩。也许“屁股”的比喻真的有点道理?或许毛泽东温和的土地政策终归是英明的?

上海方面仍然对毛泽东皱眉头,但是在当地,他已赢得道德上的胜利。到1928年底,毛泽东在四分五裂的湖南中共党组织里已是领军人物了。与此同时,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在中国没有一个足够安全的地方可以召开这个会议,大会的任何一条决议都不能比这种严酷的事实更有说服力;也没有任何一条决议比这样的现实更重要:大会的报告花了五个月的时间才到达井冈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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